上周，美国政府确定了对多个国家和地区征收“对等关税”的税率。美国一些人试图通过行政手段重塑国际贸易格局，其深远影响将大大超出始作俑者的预期。极限施压举措虽然短期内榨取了些许利益，却严重透支了美国的国家信誉。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的霸凌行径给全球加速“去美国化”进行了一次广泛的思想动员。
7月3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宣布上调从近70个贸易伙伴进口商品所适用的从价关税税率。白宫发布的信息显示，绝大多数贸易伙伴的商品在进入美国市场时将适用从10%至40%不等的关税税率，新的关税税率将在行政令发布7天后开始实施。
今年以来，美国政府宣布所谓“对等关税”，片面强调“美国吃亏论”，以极限施压陷全球经济发展于险境，严重冲击了全球贸易、投资、金融体系，为世界经济复苏蒙上阴影。近期，美国还声称与多个经济体达成贸易协议，似乎极限施压取得了效果。不过，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意识到关税对自身利益造成的损害，而那些被迫让步的国家、地区并非心甘情愿接受美国的胁迫，全球各方正积极寻找替代方案来应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冲击。时间越久，对保护主义损害各方利益的本质就看得越清，不断加速全球“去美国化”，进而对世界经济走向产生长期影响。
美国加征关税以减少贸易逆差、保护国内产业并推动制造业回流的目标难以实现。关税作为价格干预工具，在抬高进口商品成本的同时，并未解决美国本土制造业面临的劳动力短缺、基建成本高等结构性问题。这导致制造业回流进度显著滞后于政策预期，供应链调整也推高了本土企业的生产成本。同时，关税成本通过价格传导机制主要转嫁至美国消费者，削弱了居民实际购买力，与美方一些人声称的“保护民生”目标相去甚远。
加征关税举措破坏了现行多边贸易体系的非歧视原则，可能导致全球贸易量系统性萎缩。加征关税不仅推高跨国交易成本，更迫使企业重构供应链，从追求效率的经济全球化布局转向强调安全的区域化配置。产业链的区域化重组虽能规避部分关税风险，但必然伴随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这种效率折损最终体现为全球范围内的通胀压力，即使是美国也无法置身事外。
同时，现代制造业依赖高度专业化的全球分工，中间品跨境流动构成价值链的核心纽带。美国对零部件和半成品加征关税，直接抬高了本土制造业的投入成本。汽车、电子等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的行业受影响尤为显著，其生产成本的上升不仅削弱国际竞争力，更可能引发投资缩减与产能转移。即便未来关税政策调整，企业为规避政策不确定性建立的冗余供应链也将持续推高运营成本，而这正是美国国家信誉透支以后产生的恶果之一。
当美国单边行动削弱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有效性时，不仅改变贸易流向，更将重塑国际经贸规则体系。当更多国家采用本币结算、共建区域产业链时，传统以美元和美国市场为核心的贸易体系面临根本性挑战，长期可能加速多极贸易格局的形成。当世界开始绘制“没有美国”的贸易版图时，华盛顿的霸权根基已然动摇。
美国在1930年实施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曾引发全球贸易大幅萎缩，将世界拖入大萧条。近百年后，美国政府挑起的关税战已触发相似风险。今年4月下旬，世界贸易组织预计2025年世界商品贸易量将下降0.2%，比“低关税”基线情景下的预期低近3个百分点，“如情况恶化，全球贸易量可能会进一步萎缩”。
但是也要看到，今时今日，觉醒的“全球南方”已不再如当年那般被动承受，而是主动重构规则，开辟新天地。当欧盟车企转向亚洲市场、东南亚工厂调整供应链、拉美国家拥抱金砖体系时，一个清晰的信号已然浮现：通过胁迫赢得的协议终将被时间瓦解，而被迫低头的国家和地区正悄悄用行动抵制单边主义。美国一些人肆无忌惮的极限施压，恰恰成为全球“去美国化”的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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