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从1929年5月湖雷会议、6月白砂会议再到同月红四军七大，纷纷扰扰，问题未能得到解决。直到红四军九大作出《古田会议决议》，才使如何建党治军问题的完全解决有了根本的准则和明确的指向。
古田会议的历史贡献和当代价值
■ 曾成贵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原党组书记，研究员）
1929年12月28-29日，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毛泽东重新当选为红四军前委书记。古田会议确定的建党治军的根本准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依然焕发夺目光辉。
一、确定了建党治军的根本准则
党指挥枪，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并巩固其执政地位的基本经验。1928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初称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成立，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后称政治委员）。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提名组建了红四军前委，毛泽东任书记。红四军前委实行对军队和地方党组织的统一领导，军中另设立了前委领导下的军委。党领导军队的组织载体形成以后，实现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变得更为重要。
展开剩余89%1929年初，红四军长途转兵赣南，前委随军行动。为减少工作范围的重叠，停止了军委职权。随着闽西根据地的开辟，临时决定军委恢复办公。当时相对稳定的苏区尚未形成，前委之下究竟要不要设立军委，一场争论在红四军领导层中产生。从1929年5月湖雷会议、6月白砂会议再到同月红四军七大，纷纷扰扰，问题未能得到解决。直到红四军九大作出《古田会议决议》，才使如何建党治军问题的完全解决有了根本的准则和明确的指向。
红四军前委担负军队和地方的全面领导责任，军委只是军事工作部门。在前委和军委工作范围高度重叠的状况下，坚持设军委，势必削弱前委的全面领导。为什么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也会在党的领导上发生矛盾？究其根本原因，在于红军创建阶段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包围，致使红军尚未彻底脱离旧军队的习惯和影响。
红四军九大召开之前，遵照中央“九月来信”指示，毛泽东前委书记职务得以恢复，关于设立军委的争论已告平息。为了使坚持党的领导问题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为了建设一支坚强有力的、完全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人民军队，红四军九大就“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等八个方面的主要问题，分别作出了决议。
首先是加强党的建设，强调思想建党。在组织上，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机关建设，强调“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以建立领导的中枢”；二是强调坚持党的组织路线，规定发展党员以战斗员为主要对象，连设党支部，班建党小组；三是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反对极端民主化，“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从理论上铲除极端民主化的根苗”，从行动上纠正自下而上的民主集权制倾向；四是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和纪律执行。在思想上，一是清理各种错误观点，一一分析其来源，分别提出了纠正的办法；二是指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任务便是党内教育，要通过党内教育，“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加强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防止主观主义；三是发展积极的党内批评，强调“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批评要注意政治”。【《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9年12月），《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1-85页。】
其次是加强红军建设，强调政治建军。一是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和任务，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二是明确了军事和政治的关系，指出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规定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的关系，在高级地方政权机关没有建立以前，军事机关与政治机关在前委指导下，平行地开展工作，凡政治机关的一切命令，由政治部单独行使，凡涉全军意义的事项，由军事、政治两机关会衔发布，从而明确了政治机关及其工作在红军中的地位和作用。三是确立了红军处理军内关系、军民关系和瓦解敌军的基本原则，强调建立新型官兵关系，实行官兵平等，废止肉刑，遵守纪律。四是强调了红军宣传工作的意义，规定其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以达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目标。【《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9年12月），《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79-115页。】
如何加强红军中党的建设和实现军队转型，是当时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古田会议决议》是第一份系统的完整的文献，它关于党的领导、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理论阐述，关于建党治军的举措安排，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境界。决议把纠正党内错误思想放在第一项，这既解决了当时红四军面临的迫切之需，也是无产阶级政党自身建设的根本之举。以纠正党内错误思想为切入口和着重点，加强党的领导、思想建设和政治建军，这就为解决长期处于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如何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党建设成为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如何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指明了方向。《古田会议决议》是红四军的，而其价值和贡献则远远超出红四军的范围，具有全党全军层面的普遍意义，是建党建军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二、集体智慧和个人贡献的结晶
《古田会议决议》草案由毛泽东提出，红四军九大一致通过而成为正式决议。红四军九大的成功召开，直接得益于中央“九月来信”的指导。这封指示信，是陈毅按照周恩来多次谈话和中共中央会议的精神代中央起草并经周恩来审定的。不止如此，《古田会议决议》其实还是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以来，中共中央与红四军前委持续正向互动，中央决议既观照全局又吸收红四军经验，红四军前委积极贯彻中央指示精神同时立足实际不断进行经验总结和理论探索，两个方面有机结合的伟大成果。
《古田会议决议》强调实现党的领导，取决于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1928年10月2日以前，中共中央给毛泽东等发出指示信，传达党的六大精神，提出“依照新的政治路线转变你们的工作路线”【《中共中央给毛泽东等的指示信》（1928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79页。】。六大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但有照搬苏联“城市中心论”的缺点。毛泽东以前委名义致信中央，拥护六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但不认同中央对目前革命形势“太悲观”的估计和对开创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不够重视。随着“工农武装割据”的发展，中央“四月来信”转而提出“扩大游击战争范围，发展农民斗争，深入土地革命，是红军目前的总任务”【《中共中央给毛泽东的信》（1929年4月7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第134页。】。“九月来信”根据红四军的经验，进一步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关于军阀混战的形势与红军的任务》（1929年9月28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第512页。】，在指导思想上从“以城市为中心”向“以乡村为中心”转变。红四军九大结束后，毛泽东系统地提出红色政权理论，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1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8页。】这就形成了党的领导机关必须坚持的以红色政权理论为核心的政治路线和工作路线，在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中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古田会议决议》强调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是党的领导机关得以成为领导中枢的关键一环。对于红四军党内所发生的争论，毛泽东认为本质上是“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的问题，“党的领导权在四军里至今还不能绝对建立起来”。【《给林彪的信》（1929年6月14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65-71页。】陈毅起草的红四军七大决议明确指出“前委与军委呈分权式是不对的”，目前在前委之下设立军委机关，“实系重叠”。关于党内民主问题，党内有没有家长制度，党是否代替了群众组织，上级党组织是否包办支部工作，决议也作了事实上的辨别和说明。【蒋伯英：《1929：朱毛红军与古田会议》，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8、169页。】周恩来起草的“八月来信”终结了设立军委的争议，指出：“在红军中的党的组织原则，尤其是目前环境中之红军党的组织原则，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所谓集权制当然是指在集体指导组织中的集权，绝不是个人的集权”。“一切工作归支部”不能解释为“党的一切工作、一切事务、一切问题都要拿到支部中去讨论去解决”。【《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1929年8月21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第396页。】“九月来信”对此再次作了强调。当然，也应该看到，关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实施，自下而上的集权制固然有极端民主化的倾向和可能，自上而下的民主制也有可能形成民主过场，正确的办法只能是实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与民主基础上的集中相结合。
《古田会议决议》以“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开篇，提出了思想建党原则。共产国际要求中共以增加工人党员的办法保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这是教条主义和脱离中国国情的。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毛泽东所提出的“无产阶级思想领导”。在苏维埃革命兴起的历史转折时期，党内思想一度处于散乱状态，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普遍存在，也存在于红四军。毛泽东指出这种“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途，是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必须和这种思想奋斗，努力克服它，以求红军的彻底改造。【《给林彪的信》（1929年6月14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74、75页。】中央“九月来信”明确要求红四军前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肃清一切不正确的倾向。坚持思想建党必须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毛泽东认为红四军党内争论的产生，与“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有关。【《给林彪的信》（1929年6月14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67、70页。】他强调要克服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实现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化、科学化；要“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要“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9年12月），《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84、85页。】古田会议以后，毛泽东在寻乌作调查，明确强调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就是“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反对党内流行的本本主义倾向。至此，毛泽东关于思想建党就构建了“三个坚持”的完整内涵，即坚持唯物论的思想方法，坚持独立自主，坚持群众路线。这在党的建设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古田会议决议》奠定了政治建军原则。实行政治建军，一是要明确红军的性质及其任务；二是要明确政治机关的职能及其地位；三是要实行民主建军，建立新型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周恩来在中共六大上指出红军建军原则，一是要改变雇佣性质，二是要实行军官无产阶级化，三是一定要有政治工作，政治部是党在军队中的最高机关。【《六大以后军事工作的主要任务》（1928年7月3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第360页。】1929年“四月来信”指示红四军“不仅是一个武装的游击队，并且要成为一个武装的宣传队”【《中共中央给毛泽东的信》（1929年4月7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第135页。】。“八月来信”进一步指出：“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更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强调政治部工作和宣传队组织“是红军中政治命脉”。【《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1929年8月21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第395页。】红四军创建之初，便走上了政治建军的正确道路。陈毅向中央的汇报和书面报告，报告了红四军政治建军的历史和现状，总结了红军区别于普通军队的优点，同时，也列举了政治组织与军事组织时常发生职权上的纠纷等几个缺点。基于中央此前有关政治建军的指示，结合红四军政治建军的经验和实际状况，“九月来信”系统地论述了政治建军并作出具体规定。这些论述和规定，与毛泽东的理论思考和红四军的实践经验具有内在一致性，顺理成章地融入了《古田会议决议》。
三、古田会议精神永放光芒
《古田会议决议》第一部分以“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编者在“题解”中提及，这个决议不但在红军第四军实行了，后来各部分红军都先后不等地照此做了，这就使整个中国红军完全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题解”认为人民军队中的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以后有广大的发展和创造，但其基本的路线还是继承了《古田会议决议》的路线。【《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929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85页。】
这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被视为“新古田会议”。它闪耀着古田会议精神的光芒，书写了政治建军的时代篇章。这次会议直面人民军队建设的新形势、新任务、新问题，把脉问诊，开方抓药，传承红色基因，回应时代挑战，形成了历史与现实的雄浑交响，“党指挥枪”这一90年前提出的根本原则，则是恒久不变的主题。擦亮军徽，锻造军魂，旗帜鲜明地反对所谓“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与“军队国家化”，筑牢人民军队的思想防线，强力推进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也正是古田会议精神的时代价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充分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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